很明显，我们对植物的偏好部分地受传统的影响。如果你的祖父喜欢山胡桃，你也会喜欢山胡桃树，因为你的父亲叫你喜欢它。反过来，如果你的祖父烧毁缠有毒葛藤的木头的同时还能毫不在乎地站在浓烟里，你也会讨厌这种植物，哪怕每年秋天它都用自己的深红温暖着你的双眼。

上帝赋予生命，上帝也剥夺生命，但是如今上帝不再是唯一握有生杀大权的主。当我们的某个远古的祖先发明了铁锹，他便成了一个赐予者：他能种树。当他发明了斧子，他便成了剥夺者：他能砍树。因此，无论是谁，只要拥有了土地，他也就取得了创造和摧毁植物的神圣职能，不管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认知。

后来的祖先又发明了别的工具，但是细查之下，这些工具中的任何一种都只是最早的那两种基本工具的完善版或者辅助版。我们按职业给自己分类，每一种职业要么使用某种特定的工具，要么销售工具、修理工具和令工具更加锋利，要么就对如何达成上述目的提出建议。通过这样的劳动分工，我们就不用为不属于自己的工具的错误使用承担责任。但是有一种职业，即哲学，它知道其实所有的人都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在使用所有的工具，知道人们通过自己思考和希望的方式决定是否值得使用任何工具。

因为多种原因，十一月是属于斧子的月份。这时天气够暖和，打磨斧子时不会冻伤；天气又够冷，可以很舒适地伐木。硬木树上的叶子已经掉落，人们因此能看见树枝如何交织，而刚刚过去的夏日里树又是如何在成长。如果不能清晰地看见树梢，人们就不能确定必要的时候砍掉哪一棵树对土地更有利。

我读到过很多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定义，我自己也给出过几个定义。但是，我怀疑最好的定义不是用笔，而是用斧子给出的。定义取决于人在砍树的时候在想什么，或者人在决定砍什么树的时候在想什么。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是这样一个人，他谦恭地意识到，他的每一击每一画都是在土地的脸上留下自己的签名。用斧子砍出的签名和用笔书写的签名当然各不相同，事实本来如此。

事后我才发现，对我手中斧子的决定后面所隐藏原因的分析很令人不安。并非所有的树木都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当一棵雪松和一棵红桦挤得太紧时，我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我总是砍掉桦树，保留雪松。这又是为什么？

这棵雪松是我用铁锹亲手种下的，而桦树则是自己从栅栏下面爬出来的。因此我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亲情。

在我所在的镇子上，到处都是桦树，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松树则很少见，并且越来越少。或许我的偏见是基于对弱者的同情。

松树的寿命是一个世纪，桦树的寿命是它的一半。我是不是担心自己的签名会消失？我的邻居没有人种松树，但是他们全都种了很多的桦树。我是不是过分自傲，想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植林地？松树整个冬天保持常绿，桦树在十月份就掉光叶子。我是不是更喜爱像我一样不惧冬季寒风的树木？松树为松鸡提供栖息之地，但是桦树提供的是食物。我是不是以为床铺比膳食更重要？每一千棵松树最终能卖到十美元，同样数量的桦树只能卖两美元。我是不是钻钱眼里去了？所有这些可能导致我的偏见的原因似乎都有点在理，但是没有一个真正够分量。

因此我再次尝试找出偏见的原因，或许这儿就有一个。在这棵松树下最终会长出蔓延的野草莓树、水晶兰、鹿衔草或者林奈花，而桦树下面最多只能指望长出一株龙胆。在这棵松树上，一只有羽冠的啄木鸟最终会啄出一个鸟巢，而在桦树上只要能看见鸟就足矣。四月的时候风会在松树上为我歌唱，与此同时桦树光秃秃的细枝只能沙沙作响。这些可能是我产生偏见的原因，也站得住脚，但这是为什么？难道松树比桦树能更深地激发我的想象和希望？果真如此，差别究竟是在树，还是在我？

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我喜欢所有的树，但我爱的是松树。农场里有多少个树种，使用斧子的人就有多少种偏见。

很明显，我们对植物的偏好部分地受传统的影响。如果你的祖父喜欢山胡桃，你也会喜欢山胡桃树，因为你的父亲叫你喜欢它。反过来，如果你的祖父烧毁缠有毒葛藤的木头的同时还能毫不在乎地站在浓烟里，你也会讨厌这种植物，哪怕每年秋天它都用自己的深红温暖着你的双眼。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植物的偏好不仅是我们职业的反映，也是我们业余爱好的反映。其中优先权的分配很微妙，就如它在勤奋和懒惰之间的分配一样。宁愿猎松鸡也不愿挤牛奶的农场主不喜欢山楂树，这与山楂树是否侵入牧场无关。猎浣熊的人不会喜欢椴木。我还知道猎鹌鹑的人不会忌恨豚草，哪怕他们每年都花粉过敏。我们的偏好其实是一个敏感的索引，它反映了我们的感情、品味、忠诚、慷慨，以及我们虚度周末的方式。

即使如此，我也满足于十一月的时候，手握斧子，虚度自己的周末时光。

节选自《沙乡年鉴》，[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

到清凉境，生欢喜心——“海上人文”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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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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